在你听说“公物博弈”这个名词之前，你需要了解什么是“公物的悲剧”。这个概念来自地质学家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指出，你并不太擅长分享公物。
想象有一个巨大的湖，湖里面满是鱼。只有你和另外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你们四个人都同意你们只从湖里钓自己需要吃的鱼。因为只要每个人都按需钓鱼，那个湖里的鱼就会一直很多。
有一天，你碰巧注意到另外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已经开始钓取超出他（她）需要的鱼，并到附近的城镇上出售多余的鱼。最终，那个人拥有了比你们三个更好的鱼竿。
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也开始选择过度捕捞，你也可以得到一根更好的鱼竿，甚至还可以买一艘小船。也许你会和那个最初背叛诺言的骗子合伙。也许四个人都开始随心所欲地钓鱼。也许你会把湖中有鱼的事情公之于世。以上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共同利益的毁灭。如果你选择什么都不做，那个湖中的鱼仍然能够养活你以及遵守诺言的另外两个人，但是那个违背诺言的骗子却赢了。面对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你是无法控制住你的愤怒之情的。
在与上文中提及的那个想象的湖类似的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不落后于人，结果每个人都会蒙受损失。举个例子，在一个大型的节日宴会上。如果每个人取得食物都远超过其所需要的分量，那么这就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但是如果每个人只是按需取走自己的食物，那么每个人都是赢家。侵占公物的悲剧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物会因为一点点的贪婪而被耗尽。一个误入歧途的剥削者足以能够使整个系统崩溃。贪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那么，如果每个人都为增加公物做出贡献而不是无限索取，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即使这样也无法避免以上的悲剧。作弊者可以毁掉整个系统，但不是靠他们自己毁掉，而是因为当人们意识到被欺骗时，他们贪婪的传染性就会扩散。不幸的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表明，在为公物做贡献方面，你并不是那么聪明。
“公物博弈”是这样运作的：
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每人都得到几块钱。他们被告知，可以往公共的罐子里投钱。然后，一名实验者会把罐子里的钱翻倍，然后按照同等比例分配给所有的人，即每个人获得相同的回报。
假设一共有10个人，每个人最初都持有2块钱，他们都把钱投放在了罐子里，罐子里就会有20块钱。实验者将其翻番，就成了40块钱，再除以10，由10个人平分。第一轮下来，每个人都得到了4块钱。这个游戏一轮一轮地进行，你可能会认为每个人每次都会把手中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人通常很快就领会了这个游戏的门道儿，意识到他们可以投入很少，甚至压根不投入，然后，他们就开始比其他人赚得更多的钱。
倘若除了你之外每个人都把自己的2块钱投到罐子里，罐子里就是18块钱，翻番就是36块钱。除以10，10个人平分就是3.6块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而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往罐子里投入一分钱。
在这个游戏中，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家放在罐子里的钱是否足够多。这个罐子里的钱一般会先增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减少，因为人们开始通过扣留资金来试水。这种行为逐渐蔓延开来，因为没人想成为笨蛋，就这样最终经济会陷入停滞之中。如果允许人们选择惩罚作弊者，作弊行为就会停止，人人都成了赢家。如果不惩罚作弊者，而是奖励那些获得最多资金的玩家高手，在几轮后经济将再次崩溃。
这个游戏最疯狂的地方在于，仅仅因为团队中某一个人的搭便车行为，众人就停止给公共利益做贡献是多么不合逻辑。如果其他人仍然选择做游戏的好公民，那么他们都会是赢家。但是，当你看到作弊行为时，你古老的情感大脑就开始活跃起来。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你的祖先们曾经非常好地使用过那种反应。你知道，在内心深处，作弊者必须受到惩罚，因为只要有一个作弊者，经济就会崩溃。你宁愿输掉比赛也不愿意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你的人。
这个游戏有时被用来说明一个道理：监管对于维持任何一种非营利性公共产品是多么的必要。如果不强迫人们交税，黑暗的街道上就永远不会装上路灯，桥梁也会坍塌。只具备逻辑思维的纯逻辑生物，能够认定生活不能是一场“零和博弈”，但可惜你不是一个纯逻辑的生物。如果你认为系统在欺骗你，你也会选择作弊。
帮助别人，并阻止作弊的冲动，帮助像你这样在一个小群体中生存了数百万年的灵长类动物。但是当系统变得庞大和抽象时，例如涉及一个国家财政预算时，就很难通过那些古老的世界进化行为发挥作用了。
公物的悲剧可以用来作为私有财产的理由，以鼓励你守护好自己分得的那块土地。但你可能会想，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买节能汽车、回收塑料，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公物博弈启发我们要通过惩罚进行监管，以阻止偷懒的人钻空子。
这并不是说你不想帮忙，你只是不想帮助一个骗子或者比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已——哪怕这可能会毁了你和其他人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