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不专业的领域，大肆发表不专业的意见，这就是“无知者无畏”，如果是普通人这样做，那还无伤大雅；如果是专家教授随意发表意见，那可就贻笑大方了。历史上恰恰不缺这样的人，譬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军事内政的各种评价，就存在很大谬误；而司马光就很聪明，在《资治通鉴》中只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从不评价诸葛亮的功过是非。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为何要这样呢？因为术业有专攻且隔行如隔山，作为史官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真实地记录历史事件。而不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史书中，也就是我们说的“夹带私货”，一方面不误导读者，一方面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有限，不可能简简单单就打破“行业壁垒”。
把陈寿和司马光作比较，充分体现了“无知者无畏”的精髓。虽然两人都是史学家，但司马光还是优秀的政治家。正是因为知道内政外交的艰难之处，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从来不写自己对诸葛亮的点评，典型的属于“知道越多，越不敢随意得出结论”，整部《资治通鉴》基本是就事论事。
偶尔司马光也想跳出自己的领域，针对诸葛亮的军事部署做一下点评，而这个简单的点评，就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对军事的无知。譬如在分析“子午谷奇谋”时，司马光错把潼关当作长安。虽然司马光政治才能也不错，但“不知兵而言兵”，最终难逃翻车悲剧。
作为政治大家的司马光都打不破行业壁垒，就更别说陈寿这个仕途一团糟的人了，在《三国志》中屡次翻车也就不足为怪了。毕竟和司马光比起来，陈寿的政治才能可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当年在蜀国，陈寿始终在中下层官员中徘徊，后来到了魏国，同样郁郁不得志，先后多次被降职，政治方面能力平平。
至于军事方面，他的履历也没有任何亮眼之处。除了一段随军主簿的从军经历之外，其他履历完全空白，而随军主簿的主要作用，就是各级主管手下掌管文书的佐吏，充其量算个秘书，和参谋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他对军事只能达到一知半解的水平，大约和现代的“伪军迷”差不多。
02观点谬误，经不起推敲
在史书《三国志》中，虽然陈寿也想对诸葛亮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奈何能力和履历有限，很多评价都是趁手自己想当然的个人观点，甚至很多地方完全经不起推敲。
陈寿评价诸葛亮时有“长与短”的观点，那就是认为诸葛亮的内政能力强于军事能力，或者说诸葛亮军事能力不行。但诸葛亮论军事能力，那可是位列“武庙十哲”的存在，与白起、韩信、张亮、孙武等并列，这里哪个不是用兵大家？因此诸葛亮的军事水平，绝对不像陈寿评价的那般不堪。至于诸葛亮的内政水平，那更是位列“十大贤相”的水平，与管仲、萧何等人并列。
诸葛亮的文治武功，都是历史TOP10的妖孽存在，陈寿又是如何得出他“军事不如内政”的结论呢？因为陈寿觉着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全都“失败”了。单纯的唯结果论，以胜负评判诸葛亮的能力，这属于典型的“二极管思维”，就如现在我们评价一个人，用某品牌手机就是爱国，不用其手机就是不爱国。
如何评价诸葛亮五次北伐的战略意义，我们它看做美援朝战争会更容易理解一些。五次北伐属于蜀国的“二次立国”之战。当时刘备已死，举国托付给诸葛亮，后主刘禅继位，为了把阿斗“扶起来”，诸葛亮重修与吴国的盟友关系，平定南方后开始了五次北伐。每一次虽然没有摧枯拉朽地攻城略地，但对蜀国国运的延续却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如果不是诸葛亮五次北伐打出了战略空间，后主能当40年皇帝（223年-263年）？
所以，简单地认为五次北伐全都失败了，属于文人典型的“二极管思维”，没开疆拓土就是失败，攻城略地就是胜利，完全不看战役的战略目的。最后，陈寿又把北伐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诸葛亮没有类似于韩信这样的大将军，这种说法就更属于文人的自我安慰了，难道陈寿对历史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记录，是因为“司马迁死得太早，没能帮自己”？
0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史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如实地记录历史，不要把个人观点掺杂在里边，如实记录生平事迹，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要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后世的人以上帝视角来看，岂不是更有客观性和公正性？譬如李世民对司马懿的质疑和李靖对诸葛亮的赞誉，雄主良将的评价，不比陈寿这个小吏的评价更具说服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史”肯定是指没有经过史学家加工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这才是最好用的镜子。如果是夹带私货的“史”，那整个后世都将在史学家的笼罩下前行，就如中世纪的欧洲在神学的笼罩下一样。
诸葛亮北伐，维持了蜀汉对魏国的进攻态势，诸葛亮活着的那些年里，始终是以魏国为战场，多年战争不但没给蜀汉造成太大破坏，反而还能继续保持物资供应、物价稳定，整个蜀国的生产甚至都没有遭到破坏。
蜀汉来去自如，魏国始终无法伤及魏国根本，这就是北伐的重要意义所在，魏国有巨大的纵深，可以承受作为战场的损失，而蜀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只能是先发制人。岂不见诸葛亮死后，姜维继续沿用北伐战略，而一旦转入被动防守，蜀汉很快就到了灭国的地步。
陈寿评价诸葛亮失败，认为他没能打败魏国占领全境，所以认为诸葛亮军事能力不行，比政治能力差太多，这显然是“抛开事实不谈”，陷入了纯文人的思维中，颇有“何不食肉糜”的意思。这方面，司马光可就比他聪明多了，只记录史实不做太多评论，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然后自己在后人中的评价也比陈寿要高很多。
